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禁锢与弗洛伊德“力比多”理论的提出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欧洲受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严厉的宗教性禁锢影响极深——不准谈论性；不准进行与性有关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对女性的贞洁要求非常苛刻；妇女受到严重的歧视；严格的终身一夫一妻制束缚着人们，即使感情完全破裂的夫妻也不准离婚；手淫被认为是亵渎神灵的罪恶等等。人们普遍受到沉重的性压抑。
福柯 [1]对这一时期“虚伪的纯洁”这样描述到：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忍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规范，至今仍然如此。这位一本正经的女王还出现在我们性经验的徽章上，矜持、缄默和虚伪。
“对于性，人们一般都保持缄默，唯独有生育能力的合法夫妻才是立法者。他们是大家的榜样，强调规范和了解真相，并且在遵守保密原则的同时，享有发言权。上自社会，下自每家每户，性只存在于父母的卧室里，它既实用，又丰富。除此之外，其余的人对性都不甚了了。
“一切没有被纳入生育和繁衍的性活动都是毫无立足之地的，也是不能说出来的。对此，大家要拒绝、否认和默不作声。它不仅不存在，而且也不应该存在，一旦它在言行中稍有表现，大家就要根除他。”
据德国风俗史研究专家爱德华·傅克斯记叙，当时在夫妻之间虽不必强制执行“禁裸”原则，但奉行者则被全社会尊为恪守高尚道德的典范——
“有那么一个女人，她在维多利亚时代结了婚，并且生了好几个孩子，但当她七十岁时却对哈费劳克·爱丽丝说，他一生从未见过男人的裸体。据说连感情最深挚的爱侣勃郎宁夫妇也未曾见过彼此的全裸的身体。”
这是爱德华·塞伦的自传体小说《人生沉浮》(1867)一书的封面。此书在欧洲近代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维多利亚时代是禁欲主义极端发展的时代，但私下看又是性放纵的时代。虐恋（鞭笞、恋物癖等）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另一景观。人们用聪明的大脑和虚伪的行为把个人的欲求掩藏在社会的要求下。
在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弗洛伊德提出“力比多（libido)理论”，并将性本能做为人的一切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动力源泉，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拉科尔所著《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2]一书记载有这样一件事情，足以证明弗洛伊德在当时的所思所为——
维多利亚女王的医生詹姆斯·帕格特（Sir James Paget）曾在1879年著书写道，手淫行为的危害其实是“性疑病症”的一种形式。他表示，手淫是罪恶深重的行为,“肮脏、不洁、道德败坏、且人神共弃”。弗洛伊德及其同行曾经激烈地讨论过手淫行为是否会妨害性高潮体验，以及是否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问题。
真理和谬误通常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即便是在弗洛伊德时代，性的影响是否真的如其所说无处不在，也是值得商榷的，其中更多的或许缘于精神分析师的自我信念以及由此给患者带来的暗示影响。在弗洛伊德首次提出“精神分析”这一术语后的第一年，他遭遇了一次很大的打击，一段时间“闷闷不乐”，非常失望。在《寻找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与经典案例》（【韩】李武石著）一书中曾有这么一段记载：
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创伤是实际存在的，但关键是造成创伤的内容。他发现，患者诉说的大部分创伤经验都与性有关，有的人还诉说曾经受到父亲或母亲的性诱惑或性骚扰。但是，在那些患者的父母中，有弗洛伊德熟悉的人，弗洛伊德对所听到的性诱惑或性骚扰持怀疑态度，因为在那种家庭里不可能发生此类事情。
1897年，弗洛伊德41岁，那是弗洛伊德首次提出“精神分析”这一术语后的第一年，他遇到了一位42岁的女病人。患者有严重的失眠症，和别的女患者一样，其病症与父亲的性诱惑有关。可是，这位妇人与别人的情况略有不同，即她每次所讲的内容都不一样。弗洛伊德经过思考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故事都是编造出来的。她所诉说的“性骚扰”不是事实，而是幻想的产物。
弗洛伊德为此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为他过去所发表的“诱惑说”里的根据大都不是真的，而是患者的幻想和虚构！
当弗洛伊德察觉到患者的回忆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之后，非常失望，而且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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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
[2]《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美]拉科尔著，杨俊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08，版次：1 |
